独立音乐的那扇门关上啦？台北简单生活节索性把围墙拆掉了

撰文：王击凡

2016年12月3日中午，我与一同前往台北参加简单生活节的同伴何小P，走了一条跟往年与别不同的路径，通向台北简单生活节十年来始终不变的场地——华山文创园区。

这是“简单生活节”的十周年纪念日。

一个活动办到了第十年，总是需要来一点变化。于是，台北简单生活节的英文名字，由一贯用惯了的Simple Life，改成了A Simple Day（上海的简单生活节则继续沿用Simple Life这一名字，以示区别）。

乍眼看上去，好像只是改动了两个单词。其实，内里大有文章。

不再像此前五届对外售票的台北Simple Life一样，把整个华山文创园区用围墙与幕布团团围住，十周年的A Simple Day，选择拆掉围墙，面向全社会公众免费开放。

A Simple Day，一如往常每个稀松平常的日子，是真真正正“简单的一天”。

而作为观众的我们，也无须再煞有介事地在华山文创园区的正门外排队等待进场，而是可以自由选择在园区四周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找一个最方便就近的位置，懒洋洋地晒着太阳、吹着风，信步走进这一个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A Simple Day。

就像这篇文章第一段里提到的，以往习惯了在正门掏出门票、验票后再走进Simple Life的我们，这一次居然有机会，大摇大摆地从主舞台的后方，直接绕进A Simple Day的场子！

如此恰到好处的改动，真的很像这个时代对“音乐”这件事的隐喻！

我说过，简单生活节真的一直走在这时代的最前面。敏感地嗅到时代风向转变气息的张培仁与他的街声（StreetVoice）同仁们，似乎总是永远领先其他人一小半步呢。

当大陆许多新兴的音乐节还在考虑“如何变现”之类的问题，台北简单生活节已经开始试行免费开放，拥抱新的变化了。

当然，除了“付费”和“免费”，“Simple Life”与“A Simple Day”之间，或许还存在着一些微妙的、看不见的时代分界。

2016台北A Simple Day的主舞台“微风舞台”，但舞台后方没有像往年的Simple Life一样设置任何围墙，我们甚至可以绕着主舞台，直接走进华山文创园区。好音乐，没有围栏。（摄影 by 王击凡）

这一届台北A Simple Day的主舞台，不再叫做“天空舞台”（即上海的“星空舞台”），而是被命名为原本在上海Simple Life最小、最袖珍的“微风舞台”，意图可谓相当明显——把主舞台还给更多亟待发声的音乐人。

音乐节的主舞台阵容，往往承载着“卖票”的重大功能，一般都是有叫座力的乐坛大咖，或是当年在独立界声名鹊起的力捧新贵。

林忆莲、陈奕迅、郑秀文、陈绮贞、S.H.E+田馥甄等一线艺人，都曾经登上过台北Simple Life的主舞台。

而改名为A Simple Day之后，台北简单生活节的“天空舞台”亦随之顺势消失了。既然是免费的公开活动，也就不再需要请来天王天后催谷票房。

取而代之的是，新的主舞台“微风舞台”上，是以往在主舞台难得一见的以莉高露、黄玠、舒米恩、柯智棠、岑宁儿、ciacia何欣穗、巴奈……

于是，身为观众的你，也多了一次“打开耳朵”的好机会。

A Simple Day，每一天都是真实的一天。自此以后，喜欢音乐、热爱生活的台北年轻人，即使囊中羞涩，也可以免费走进简单生活节享受好音乐+好生活了。（摄影 by 王击凡）

有趣的是，同样领先于时代的音乐人先驱陈绮贞，也在2016年《城市画报》与张铁志的对谈中，提及到关于“独立音乐”的时代现象：

“2000年前后，我发第一张唱片时，还是属于古典巨星的时代。如果有一个天堂的门，那个天堂里应该是‘古典巨星门’。在我发片前，那个门就关掉了，再也没有人进得去。”

“从我开始以后，就再也享受不到随便一张唱片就80万、100万。我第一张很辛苦地卖了6万张，所以那个门我没有进去，我进了另一个门，独立音乐或创作歌手的门。”

“那时候我参加比赛，台上几乎没有女生是拿吉他唱自己的歌的，我可能是开门走进去的第一批拓荒者吧。可是我感觉到，几年前，好像这个门也关起来了，但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。”

在陈绮贞的观察中，当今世代的音乐人有着各种各样的发表渠道，每一首歌曲的“酝酿期”正变得越来越短，但音乐创作恰恰却是最需要时间酝酿的。“歌一旦发在网路上，不是爆红，就是没人青睐。”

2006-2016年，连续五届台北Simple Life、三届上海Simple Life“全勤”的陈绮贞（其中有两次是以The Verse乐团成员身份出席），在十周年之际的台北A Simple Day，终于可以好好地安心当一回观众，验收这十年前后的时代变迁了。（图为陈绮贞在上一届2014年台北简单生活节的演出，图片源自网络）

我供职过的那本城市生活杂志，曾在2009年做过一期名为“独立音乐时代”的大专题。

21世纪初期，拿起吉他，在房间里自顾自地写歌创作，然后随性发布到网上的人，尚属少数（当时很多人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拨号上网）。当中的一部分人，幸运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门，推开了独立音乐的那扇门，享受到了唱片工业崩塌后的短暂“红利期”。

时间一下子来到2016年，几乎每个城市文艺青年都拥有越来越薄的智能电话、手提电脑。发达的生产工具、多如牛毛的音乐人线上平台、前所未有开阔的思路与视野，让“写自己的歌”已经不再是什么特立独行的事。

“独立”越来越难成为取悦大家的自我标签，至于“独立音乐人”这样的词汇，也快要变成烂大街的称谓了。音乐行业里的表演者都在开设自己的“工作室”，反而那些还在混主流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，才是异类。

每个人都可以是独立音乐人。作为“独立音乐时代”的领军人物，陈绮贞敏锐地发现到，属于独立音乐的那扇窄门，已经被紧紧地关上了。

几乎已经成为简单生活节图腾式象征的陈绮贞，缺席本届A Simple Day的大名单，正好是来自时代的启示。（据说，有人在现场的观众席中发现了绮贞认真听歌的身影，此处不可考）

即使独立音乐的那扇门被彻底地关上了，是不是，时代还会给我们留下另外一扇门？

从Simple Life到A Simple Day，台北简单生活节呼应时代的做法是：索性把围墙拆掉，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没有门槛地走进来。

挥别了“独立音乐时代”，这也许是一个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听自己想听的歌、甚至写自己想唱的歌的“豁达音乐时代”。

本文转载自王击凡 豁达音乐时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