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2016分享书房】贾樟柯x林强：音乐像氧气，给我们最简单的情感帮助

摇滚青年贾樟柯因为五音不全，转而去拍电影；台中青年林强怀揣着导演梦应征电影公司，辗转去了唱片公司做助理，才走上音乐道路。简单生活节分享书房，贾樟柯与林强分享他们12年的合作与友情。

主持人李欣熟悉他们的每一部作品，穿针引线地问出很多精彩问题

贾樟柯：

我一开始是林强的歌迷。后来上电影学院，开始看他演的电影。

还有一个故事。在九十年代的时候，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有个Disco，那个迪厅叫NASA，就跟美国航天局的缩写一样。有一天出了一个广告，说林强要来演出，然后我们一帮同学一早去买了票。结果那天晚上他没有来，没看成。

一直是银幕上见到他，像《南国再见，南国》，《少年吔，安啦！》，《戏梦人生》，都是我们课堂上的教材。没有想到2004年，我拍《世界》的时候，我们有机会合作。因为在此之前，我看过强哥写的电影音乐，《南国再见，南国》跟《千禧曼波》的音乐，非常喜欢，我们从《世界》开始就一起合作。

林强的《向前走》非常能够感动到我。实际上那个歌唱的，从小的城市到大的城市发展，特别是那首歌里面的血性，我觉得饱满的那种生命力，那个是当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林强：

台湾的中部不是大都会，我从那边出生长大。可能就像贾导一样，从山西的汾阳，想到北京来发展他的事业。把那样的心情写成了一首歌，发表了专辑，突然就受到大家的喜欢。

我从一个很普通的小型的城市来台北，那个时候肯定就有一个抱负，我想要做电影。我去侯孝贤导演的公司，试着去应征，可是他们说没缺人。最后我去参加台北的木船民歌比赛，然后被唱片公司的人看到，他说你先来做助理，认识环境。做了两年之后，才发行了那张《向前走》的专辑。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唱华语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唱台语，台语在台湾来说，它的市场一般就是在乡下、夜市，或是一些比较辛苦工作的人在听的。

我想在音乐上面更多地去研究、琢磨，慢慢地就进入音乐的状态去，想花更多力气探索音乐的本质，而不是歌曲。刚好在1995年的时候，侯孝贤导演找我做电影配乐，那我就一路就往后发展，有更多电影配乐的工作。

李欣：《世界》是你和贾导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对吗？

林强：

我在这边跟贾导说抱歉。他来找我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他拍过什么片。然后我就跟他的制片说，能不能把他过去的片子寄给我看，他们就寄来了《小武》、《任逍遥》、《站台》，我看了很喜欢。所以就跟贾导结了一个缘，从2004年的《世界》一路就开始合作了。

贾樟柯：

我是1970年生人，在我小时候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基本上没有流行音乐，就是都是一些革命歌曲。我们那时候最早听到的歌，都是复数。什么是复数呢？比如我们唱，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”，“咱们工人有力量”，“我们是八十年代新一辈”，唱的都是“我们”。到了上小学，特别是82、83年，这个流行音乐一下起来之后，唱的都是单数，都是唱“我”，邓丽君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这个看起来是一个词的变化，从“我们”到“我”，实际上在文化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。因为它开始尊重个人的情感，个人的感受。

因为我经历了流行音乐在我们国家从无到有，那种亲近感，那种对它的热爱。而且那个时候文化生活资源也比较少，不像现在大家在网络上，有各种各样的娱乐。那个时候就是收音机，后来电视机，音乐给了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最丰富的文化享受。所以每一年总会有那么一两首歌是非常打动我们的。 

比如说，突然会唱《跟着感觉走》，有一年大家都在唱《一无所有》。整个那个时代的心情，都能被这些歌唱出来。我自己觉得过去我们国人表达感情挺拘束的，包括后来的卡拉OK，给了我们宣泄感情的一个出口。

因为我自己在读中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孩子们要高考，所谓成功的路只有一条，就是你必须按部就班地考上大学。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呢？我母亲最希望我做财务工作，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。我父亲最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大夫，因为我爷爷是外科大夫。都是很体面的、很正常的好工作。但是我自己到中学以后，就开始很狂热地喜欢艺术。

再透露个秘密，我其实一开始特别想成为一个歌手。因为喜欢唱歌。一开始是模仿齐秦，后来九十年代就喜欢摇滚乐了，崔健、魔岩三杰，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

但是有一点，我发现我五音不全。我用了一个假期学吉他，到暑假结束的时候，我都弹不下一个完整的和弦。但是当时我的女朋友她在旁边玩，她弹得很好，我觉得我太笨了。 

音乐这条路走不通，那就开始写诗，写小说，总之是有很充沛的表达的欲望。后来我们也成立诗社，我也参加霹雳舞的舞团，我霹雳舞跳得还可以。整个这样下来之后，学习成绩就非常偏科，文科还行，理科、数学、英语就很差。

但是当时有一首流行音乐非常鼓励我，是上海八十年代一个歌手叫张行唱的，名字叫《成功的路不止一条》。然后我听完那首歌我就告诉自己，成功的路不止一条。但关键的是，那有很多条，很多条路里面你要认准自己走的这一条。

我觉得其实生活的过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对你的拷问，也有各种各样的机遇，你是否能够勇敢地按你选择的这条路走下去，我觉得它需要一个人的勇气。我听强哥的《向前走》，我就在这首歌里听到了勇气，我觉得勇敢非常重要。

贾樟柯：

刚才强哥说他不写歌了，专注地做音乐，其实强哥在2008年的时候，他为我的电影《二十四城记》写过一首歌，那首歌的名字叫《未来在哪里》。那部电影在讲一个老的国营工厂的变迁，三代人的生活。他就帮我写了一首歌，他唱的。

他e-mail给我之后，正好那天我一个人在办公室，我下载了这首歌，我是流着眼泪听完这首歌的。

林强：

我跟贾导在这方面很多的讨论和沟通。比如说他要拍戏之前，他一定邀请我到他要拍戏的现场。比如说我们去拍《二十四城记》，我们就先到四川成都，要去厂里面走一走，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讨论这个戏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让我容易就进入那个状态。我就在那个状态里面去酝酿，最后再写成作品给贾导。因为毕竟我不是住在四川成都的人，所以我能用的就是一种想象。后来合作《三峡好人》，他邀请我到重庆，坐船到奉节，在那边生活几天，让我真正进入到那个环境里面去，帮助很大。

贾樟柯：

我的第一部电影，背景都是在我的老家，一个山西的小县城拍的。我很难想象在那样的空间里讲普通话，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，需要找一些非专业演员来把这个城市的氛围呈现出来，就去找亲朋好友来演。实际上，非专业演员并不是很习惯在摄影机面前表演，你要有很多的技巧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它给导演提出的挑战挺大的。

林强：

其实我蛮喜欢这些风土人情，地方性的各种文化，我私底下个人都很喜欢。比如说贾导寄《小武》、《站台》或是《任逍遥》给我看，我很喜欢他在电影里交代的生活的方方面面，我可以感受到他处理电影的那种真诚。对人物的情怀、故事的发展，我都很感动，所以就容易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交流。

可是我这么喜音乐，又这么喜欢欧美的现代电子音乐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有趣的，当然有很多的冲突在里面。冲突过后产生什么样的东西，我是好奇的。

我倒并没有想太多商业上或是多数人会不会认同。现在基本上你做音乐已经没有发行专辑这个事，所以你根本不晓得你的听众、你的市场在哪里，所以你就变得更不想了。你就比较自由地、随性地看你要做什么音乐，你就放手地去做，让它自然地去产生它的反应。我这种方法是比较傻的，台湾话说你有一个“戇呆”。“戇呆”就是笨笨的小孩，他想做什么他就去做了，一路没有想太多。不需要很多的谋划、计划，不需要很多的勇气在里面，没有这么伟大。只是很单纯，一个人想要尝试一些新东西的那些心情。

李欣：

“要自由”说出来只是很简单的三个字，但是它并没有那么容易。

林强：

那肯定的，人活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他当然有很多的限制。那种限制我觉得还是取决于你这个人的观念。有些人把这那种限制看的特重，你有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，你去做的时候，反而不觉得它是真正的限制。

贾樟柯：

我跟林强合作，也是特别希望他能够帮我做一些电子的东西，他的电子乐能带给我电影之外的抽象的美感。我个人的整个的电影风格喜欢欲言又止，就很多话不说破，很多叙事不交代清楚，希望观众能用自己的情感跟经验去弥合它。很多不愿意用语言讲出来的东西，音乐帮助我讲出来。这是我们俩一直合作到现在，我离不开林强的音乐的原因。他实际上帮我提升整个电影的主题。

林强制作的《贾樟柯电影音乐作品集》，2007年发行

李欣：

刚才林强老师说，他做电子无所谓唱片卖不卖，说他自由。贾导在做电影的路上也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自由对你来讲呢，跟勇气相关吗？

贾樟柯：

我觉得特别是做艺术，如果不自由的话，创作可能就没什么价值。因为你必须很诚实地、没有约束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交给观众。你要保证创作的自由，其实需要有很多的保护。

我觉得这些年来，我其实秉承着一个非常简单的哲学，就是做事情的时候不患得患失。如果得失想的多了，你已经不自由了。虽然拍电影是一个动用资源很大的艺术，说白了就是每拍一部电影都要花很多钱。但是如果你被工业约束的话，自由就受到了约束。所以我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，我把我的每部电影都当作最后一部拍。拍完，出了问题，没人再投钱拍了，那就算了，我就开面馆去了。

李欣：

听说贾导还有一个重任，帮山西推广他们的土豆。

贾樟柯：

对。我们老家盛产土豆，山药蛋，但是有时候卖不出去。明年来简单生活节的创意集市卖土豆。 

林强：

我比较特殊。因为整个音乐环境的改变，我又没有一直在经营所谓的歌迷，或者去很多的地方演出，所以还是一个人做音乐的工作状态。我觉得最自在的状态就是，别人找我做什么样的音乐，我就尝试着跟他接触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去了解他到底想要什么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学习方式。现在就变成，看他需要什么，我就进入到那个状态里面，去做很多音乐上的发现。

我就很佩服贾导。他除了忙电影的创作以外，电影要开始拍之前资金的筹措，找团队，还有各方面。我就觉得很佩服他的生命力旺盛，非常不容易。

 李欣：

我记得贾导说，一个想法在脑子里开始有的时候，你就要去找各种投资，找各种相关的东西，可能就过去了两三年。然后再花六个月的时间去拍，所以你要保持新鲜度，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

贾樟柯：

要保持新鲜度，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听流行音乐。我自己的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音乐，我在勘景的时候，我是DJ，我放音乐给自己听。我觉得音乐它像氧气一样，能够提供给我们最简单，但是最需要的情感的帮助、情感的活动。

李欣：

最近一些年，两位除了做自己的音乐之外，也在跟一些年轻的朋友合作。这个是除了自己在坚持的理想之外，去做的一些生根发芽的动作吗？

贾樟柯：

这方面我有两个主要的工作。一个是“柯首映”，每周播放一到两个来自全球的短片。年轻人从短片开始去表达自我，是一个特别好的途径。另外一个工作是从2010年开始，我自己的公司做了一个“天翼计划”。我们每年投资一到两部年轻导演的处女作，来帮助一些年轻人拍电影。

林强：

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文艺性的，比较有个人的色彩的，比较独立电影的，不要靠商业太近的。有些导演找来，我如果是一看到在商业上面比较有想法的，我一般都直接跟他们说，我大概没有这个能力在配乐上一下就能感动几千万、几亿的人。我还是属于比较小众。久了之后，这可能也变成我的一种惯性了。

我还是很乐意去帮助这些年轻导演，拍独立电影的导演，一般这些都是没有钱的年轻导演，如果我们也喜欢他的作品，就应该帮他忙。将来会拍电影的朋友，也许你们手上没有太多的资金，我看了作品又很喜欢，欢迎来找我。

李欣：

在贾导的书里说到，从技术方面来讲，第一次看到DV的冲击，原来这么小的东西也能完成电影的拍摄。在自己做《小武》后来的十年，看到了技术的革新，那段时间对你的冲击也很大，对吗？

贾樟柯：

电影的历史其实是观众的历史，电影的历史其实也是技术的历史。电影是技术的产物，没有技术就没有艺术。所以电影技术的每一个发展，都带来新的语言，新的表达方法。从过去的电影没有声音，是默片，到有了声音，这是一个大改变。没有颜色到有了颜色，从过去胶片的材质到现在数码的材质，到最近这一两年VR又产生了。我觉得对一个有好奇心的导演来说，应该跟进这些技术的改变。我觉得VR是一种新的世界观。我还在学习，很快会有我自己的VR的电影推出。

林强：

我不会太积极，不会太有企图心地去找那些新的东西来。周围的朋友这么多，工作的团队这么多，他们一定会来找我去参与一个新的计划。我自己个人在求新上没有主动性，但是我是开放的，我很乐意去学习，但是我不会主动。

我刚刚还在跟贾导说，一个电影人，他的一个作品就是一部电影。一个音乐人，也许他的一个作品就是一张专辑。可是现在“一张专辑”这个事情在市场上已经不存在了，我得要去面对这个现实。我的方法就是，如果我们还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别人合作，利用我会音乐的这个技能来跟他交流，我就会很乐意。比如说他如果是一个建筑师，他是一个电影导演，他是一个服装设计师，他是一个舞蹈家，他可以来找你做音乐，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

李欣：

其实刚才说到，技术的革新是一方面，但是近十年的社会是个裂变的、速度更新非常快的时代。你对现在这个时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？

贾樟柯：

我没有失望，我觉得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问题。今天的问题不代表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问题，我觉得对个人来说，最主要的是个人怎么面对自己周遭的生活。从这点来上说，我一直很受佛教影响。定和慧是相生的，你只有镇定，才能产生智慧。产生了智慧，有很好的创意、创作，你才能够更加地定。就像有根一样，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然后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，你有一个定性，自然的智慧会生根发芽。

以上照片感谢官方指定摄影一拍、摄影师阿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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